原标题:辽宁商人提起12.7亿国家赔偿 称法院超额查封致企业资产流失

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1月16日,大连商人王庆玉就公司资产被超额查封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12.7亿元的国家赔偿。

王庆玉的代理人、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王殿学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因王庆玉的公司欠小股东4000万,大连中院将公司10亿元资产冻结,造成其公司难以正常经营,侵害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权和合法财产权。

据王庆玉案代理律师王殿学出具的一份大连中院的回执文件显示,大连中院已经收到王庆玉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对此,封面新闻记者当日致电大连市中院,但负责这起国家赔偿案件立案的法官电话一直未能拨通。

据王庆玉表示,时间退回到十几年前,他创办的大连玉璘海洋珍品有限公司曾是东北地区有名的海洋养殖企业,拥有10余万亩海洋牧场和1000余亩土地深加工基地。

2007年,玉璘公司计划在深圳中小板上市,大连金海扬帆公司向玉璘公司增资4000万元,占玉璘公司6.667%的股权,王庆玉占股77.867%。王庆玉标售,增资协议中规定,如果2009年12月30日前未能上市挂牌交易,王庆玉需回购该股份,并向金海扬帆公司支付4000万元及利息。

封面新闻记者通过工商系统查询了解到,金海扬帆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也就是说,在其成立仅半年之后之后就入股了玉璘公司。

一个刚刚创立半年的公司为何能入股当地一家知名企业?王庆玉对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当年之所以同意金海扬帆公司入股玉璘,是因为时任普兰店市市长姜周曾私下向其说项,而姜周之弟姜迅正是金海扬帆股东之一。“咱民营企业哪个不怕政府和当官的,市长弟弟要来入股,好坏都得答应。”但是,对于这个说法,记者尚未得到证实。

工商系统查询还显示,在2007年金海扬帆公司成立时,姜迅是该公司的第二股东,占股40%。2012年,姜迅将股份转让后退出了该公司。

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2016年6月,已转任辽宁铁岭市市长的姜周在上任仅11天后被调查。在辽宁省纪委公布的立案材料中,姜周涉嫌“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姜周被调查后,姜迅失踪。有消息称其已潜逃海外。但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相关部门证实。

2008年,玉璘公司上市未能成功。2009年1月,金海扬帆公司以玉璘公司无法按期上市为由,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

2009年,大连中院针对姜迅等人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4份民事裁定书。王庆玉表示,根据这四份民事裁定书,法院应该查封他及公司8620万元。但是,法院在查封过程中查封了玉璘公司、塞里岛公司和王庆玉个人的全部资产。封面新闻记者从王庆玉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了解到,大连中院查封的资产除7180万元股权之外还包括玉璘公司所有的海域、土地、房屋、船只以及海产品。

王庆玉代理律师王殿学告诉封面新闻记者,玉璘公司有限改股份的时候曾做过资产评估,资产接近10个亿。他认为,大连中院因4000万元债务而将资产10亿元的公司查封,超过了法定的查封范围。

王庆玉回忆说,法院查封时正临近春节海产品生产、销售旺季,虽然公司曾多次与法院协商,但法院在查封过程中,仍然禁止玉璘、塞里岛两公司经营,导致公司遭受严重经营损失。

随后,大连中院将玉璘公司海域使用权、土地房屋进行拍卖。王殿学律师认为,大连中院未依法对查封物评估导致评估价值过低。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表示,玉璘公司价值2.0854亿元的海域使用权被以4224万元价格拍卖,9.9019亿元的土地和房屋被以2.0357亿元的价格拍卖。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王庆玉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这两项拍卖的买家均为大连新玉麟海洋珍品有限公司。记者通过工商系统查询发现,该公司的大股东正是此前入股玉璘公司的大连金海扬帆公司。

王殿学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王庆玉要求大连中院依法偿还公司被查封、冻结、拍卖的原物或等价赔偿物12.7亿元。包括海域使用权市场价与拍卖差价1.66亿元,公司房屋、土地市场价与拍卖差价7.86亿元,灭失的海底存货价值3.1亿元,冷库海产品等686万元。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根据法律规定,大连中院将在7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王庆玉国家赔偿案。

来源:封面新闻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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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40亿元!共享单车押金谁来监管

它们收取的押金处境非常尴尬:用户将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企业,资金安全却没有保障。

你交的共享单车押金去哪儿了?能不能顺利退回?有没有安全保障?方兴未艾的共享单车带给人便捷,更让人兴奋,想必正处于兴奋中的许多人对其所交的押金一时半会还顾不上考虑。但是,上述几个问题未必杞人忧天。

今年1月份,摩拜、ofo这两家共享单车的巨头宣布,其各自的用户量都超过了1000万。据此粗略计算,仅它们两家获得的押金就在40亿元左右。考虑到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当前跑马圈地的势头迅猛,预计2017年中国共享单车的用户数量将会突破5000万。届时,“押金”突破百亿元并不多么难。

很多人对共享单车怎么挣钱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疑惑。难道它们的盈利模式就是5毛钱、1元钱地零敲碎打?假如你真这样认为,那么你还没有互联网思维;假如共享单车真的是依靠零敲碎打挣钱,那么它们也根本称不上是互联网企业。尽管共享单车企业当前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短期内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盈利的高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各个共享单车企业不仅是标准的互联网企业,它们收取押金的方式也是标准的互联网思维。

共享单车的押金,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押金。我们通常碰到的押金,基本上是一物一押;而共享单车的押金却是一车多押。你只要开通一个账号并且用车,就要交一份押金。这就意味着一辆共享单车,同时对应着多份押金。几何级别的膨胀,正是互联网企业典型的特点之一。一车多押的押金模式,使得企业可以短期内汇集巨量资金。由此,共享单车企业与其说是运营单车的企业,不如说它是运营资金的金融平台。

假如存在适宜的政策土壤,目前共享单车企业完全可以转做互联网金融。毋庸置疑,这种可能性对于任何企业都极具诱惑。

现实而言,共享单车企业转型做互联网金融企业未尝不可。用户押金既可以作为单车押金,也可以作为向共享单车这种金融产品的投资,在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同时,还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企业可以用押金汇聚的这笔钱做相关运营。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支付宝这类产品思维的延伸。但当前的问题在于,共享单车企业身份未明,它们也尚未获得做互联网金融的资格。目前它们收取的押金处境就非常尴尬:用户将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企业,资金安全却没有保障。

假如企业倒闭了,押金还能收回来吗?一车多押的情况下,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能够应付用户收回押金的要求?前几天,中消协召集摩拜等5家企业召开座谈会。根据座谈会上的信息,目前收取押金的共享单车企业一般将押金统一存放在银行进行专户管理,且押金和充值余额均可退。但这只是企业单方面的承诺,并无机制的保障。押金是用户个人的钱,即便统一存放在银行,产生的利息又是谁的呢?

共享单车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越当前监管的水平,既显现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巨大前景,也暴露出诸多潜在风险。共享单车的押金其实正处在一个监管的空白地带,尽管目前还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预案,它早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英媒:“敲西瓜”是全球通用的“国际语言”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23日文章,原题:敲西瓜的国际语言 怎样才能知道西瓜是否熟了?使劲敲敲西瓜,然后听声音判断。不过,这个简单的方法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一场“什么人才会这样艺术地挑西瓜”的大讨论。

这场上万人参与的讨论因微博上一张在意大利拍摄的照片而起。照片上一家意大利超市在西瓜货架上提示道:“不要再敲西瓜了,它不会回应你”。尽管这一提示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且并未注明针对中国顾客,但仍被部分中国网民视作对本国“特有挑瓜习惯”的攻击。不少中国媒体的微博账号在转发此图片时,都加上这一提示是针对中国顾客。但很快有网民表示,“敲西瓜”是世界传统。资料显示,最早发布照片的用户住在米兰,目前他已将照片删除。

“敲西瓜”事件再次说明,中国人十分在意别的国家怎么看待自己。近日,中国外交部对有关中国食品公司以人肉冒充牛肉罐头,并销往非洲的报道进行了否认,最早发布该消息的一家赞比亚小报也发表了道歉声明。此外,一名泰国模特去年发布视频,控诉中国游客在机场插队以及弄脏卫生间的不文明行为。

部分中国媒体常把社交网站上的故事当成事实,中国网民则热衷于论证并洗白本国人的名声,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特别是此次“敲西瓜”事件。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发现,靠敲西瓜听声判断其是否成熟的方法基本上全世界通行,各类如何挑西瓜的视频和博客都有相关内容。一部前苏联知名动画片还在一集中特别讲到“敲西瓜”。

(来源:环球时报)

如果没有胆略和决心去触碰旧有利益格局,单靠什么放宽投资领域,减少行政审批,甚至减点税放点贷,都不过是表面文章。新常态将近在眼前却永不可及。

你是否也曾为美国一方面实行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又宣称无意干涉两岸和平往来的“两面三刀”做派愤而拍案?但你是否想过美国的态度如此暧昧不明,模棱两可,它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在本文中,政见将向你介绍,这一味药叫做“强制性外交”。

原标题:[关注]这项大改造让50万人生活巨变!月入千元的泥瓦工,如今有了4套房!

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西北最大的区域中心城市,西安与国内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是,这个城市里一度拥有堪称全国最多的城中村。

自2007年启动大规模的城改工作以来,城中村的数量锐减,但剩下的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现在依然还居住在里面的人们,有不少都是中低收入者。

采光差通风差 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房 十岁女孩梦想有个不怕风吹雨淋的家

早晨七点半,十岁的女儿已经去学校了,王静准备送儿子去幼儿园。出发时,她还拎着一大袋包裹,因为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王静就得赶去早市摆摊了。

王静家所在的龙首西南社区,位于西安城区北部,距离市中心钟楼仅三公里。但就在繁华大街的背后,隐藏着这片破旧的楼房。这些房子大多建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违法建筑多,楼间距离短,安全隐患大,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像王静一样的中低收入者。

王静的丈夫在甘肃平凉打工,由于没有文化和技能,收入不稳定,这四个月来只给家里寄来了2000块钱。为了补贴家用,王静和邻居合伙,在市场上摆起了摊位。

八点的早市人头攒动,王静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多小时后,早市休市,但她们还要转移到另一个市场继续吆喝。

中午,趁着客流不多,王静拿出家里带来的馍,就着开水,在街边吃起了午餐。

西安市莲湖区龙首西南社区居民王静:凉了就凑合吃点。等到下午把孩子接回家了,再简单做一点 。

由于本钱不多,每天下午,王静都必须收摊去进货,因此摆摊的时间比别人少了很多。这一天下来,她和邻居每人赚到了40块钱。由于丈夫不在家,周末两天她都得在家照顾孩子,一个月下来,收入也就七八百元。

王静的家就在这条逼仄的巷子里。十来平米的屋子是这个家的全部。客厅、餐厅、卧室,甚至浴室都在这里。

王静 :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厕所,都是公共厕所,而且没有在院子里,是在马路边上厕所。像夏天,每天要冲澡,就没有办法冲澡,只能拿个洗脸盆,或者比洗脸盆稍微大一点的盆,在家里面洗。就这一间房子,说难听一点,吃喝拉撒睡就是这一间房子。

家里没有厨房,王静只好在门外一条狭窄的走廊上搭起了灶台。在这里做饭,冬天冷、夏天晒,下雨要打伞。下雨的时候不仅做饭麻烦,而且屋子里也会四处漏雨,她和孩子们只能大盆套着小盆地接雨度日。

事实上,二楼这间房子,是叔叔家借给王静暂住的。这栋四十年的老房子共有上下两层,王静自己的家在一楼,还是父母留给她的。一楼的家被四周的贴面楼包围,因此既不通风又不见光。房间内终日阴暗潮湿,墙壁都是湿漉漉的。但叔叔家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为了多一份收入,他们已经把二楼的房子租出去了,因此王静和孩子们过几天还得搬回一楼。

王静:我在一楼的衣柜就潮到已经全部都腐烂掉了,特别潮。然后我们老大那个女儿,用这个烂柜子给她支了一张床。老大这样睡了3年。晚上盖被都是湿的,都是潮的,特别潮。

过去,王静夫妻俩在饭店工作,日子不宽裕,但还算过得去。可前几年父母相继得了重病,为了给老人治病,夫妻俩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为了能够攒钱改善家里的居住条件,这些年王静在生活上是能省则省。3岁的儿子最羡慕的,就是别的小朋友家里有电视机。对于孩子,王静心里满满的愧疚。

家里没有书桌,女儿陈运欣只能在茶几上写作业。弯腰学习久了,背都有点疼。但陈运欣没有让母亲失望,尽管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尽管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上各种辅导班,她的成绩依然在班里名列前茅。十岁的她,心中已经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想,那就是好好学习,长大后让家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王静女儿陈运欣:我理想中的家是楼房,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有一个厨房,这样妈妈就不用在外面做饭了,夏天不会那么热,冬天也不会那么冷。

每月租金170元 西安困难群众住进两室一厅公租房

西安市的老旧社区还不止龙首西南这一片,从这里往东15公里,记者来到了庆华社区。这是一个属于西安庆华公司的企业型社区。庆华公司创建于“一五”时期,低矮的工棚就是50年代办厂时建设的。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里依然是不少工人家庭的栖身之所。居住在这里的刘建菊,每天靠着给小学生托管班做饭维持生计。

刘建菊的家是工棚最边上的一间,面积不到三十平米。虽然墙面经过刷新,但却依然掩盖不住屋子年久失修的沧桑。

西安市庆华社区居民刘建菊:这墙皮掉的,把纸揭开就是一个大窟窿,有天正睡觉的时候,就砸到我身上了,这底下全是灰。然后拿个图钉、拿张纸先遮住。

刘建菊女儿官姝贞: 潮,会有老鼠,潮虫都有。

如今母女俩都挤在这一间卧室里,母亲睡沙发,女儿睡床。其实家里还有一间小卧室,不过因为漏雨,已经没法住人了。

刘建菊家门口,原本有个配套的厨房。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在风雨中倒塌。刘建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这个年代同样久远的家,到底还能住多久?

这些年,刘建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住上新房子,房子不需要有多大,但住在里面,不用害怕风吹雨打,也不再担心线路老化。可女儿官姝贞大学毕业不久,在附近的医院当实习护士,母女俩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两千块钱。丈夫是庆华公司的老工人,患有肺癌,住院化疗一年多,前些天刚刚离开人世。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几万元外债,而眼下周边的房价,最便宜的也要八千多元。

为了能够多攒点钱,不能干重活的刘建菊,仍然找了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庆华社区的这片老工棚,还住着326户工人。这里没有自来水入户,用的还是公共厕所,生活十分不便。幸运的是,2018年,庆华社区的工棚区已经被政府列入拆迁计划。根据计划,庆华社区将在工棚区原址新建居民楼,现有居民可以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新房。针对家庭困难的居民,政府也将保障他们在拆迁后住有所居。

西安市城改办棚户区工作处负责人司显辉: 对于确实困难的群众,我们在过渡期内,视情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用于群众过渡。

同样的好消息,也传到了王静家所在的龙首西南社区,这里也已经被列入了改造计划,具体的改造方案正在制定中。对于王静来说,幸福安居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而为了圆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眼下在西安,除了拆迁,政府还通过公租房、廉租房等形式,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题。

位于西安市区北郊的一个小区,78岁的李健民,刚刚以每个月170元的租金租住到这里。这天,李健民夫妇正陪着儿子,在小区里玩耍。

李健民的儿子李捷,今年已经25岁了。可他在4个月大时,在家门口被醉汉打伤,尚未发育好的头盖骨,被打出两道永久性裂缝和一个缺口。从此,李捷的思维能力受到很大影响,走路腿脚不便。这个飞来横祸,成了李健民一家永远的痛。为了锻炼儿子的手脚和思维,李健民省吃俭用,给孩子买了遥控飞机和电脑,用来锻炼儿子的手脑灵活度。

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社区居民李健民:自己少吃一口饭来供他。

李健民的妻子宗玉晓今年也已是花甲之年,她的脑部也受过伤,导致精神不正常,记忆力缺失。78岁的李健民身体也不好,一家三口都是低保户。4个月前,李健民一家搬进了崭新的公租房,如今看着自己两室一厅的新家,他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李健民过去的家位于三学街社区,地处西安古城内,紧邻著名景区碑林和明城墙,这里曾是西安城最重要的居民区之一。如今,虽然市中心的地理坐标没有变,但与几十米外的热闹街市相比,这里早已难掩落寞与惆怅,房子低矮破旧,密度极高。

李健民:在这住了有70多年了,我今年78岁了,我生在这个巷子里边,一直在这。

穿过幽深狭窄的小巷,来到了李健民曾经的家。这套房子还是李健民父亲留下来的,李健民也说不清房子建造的具体时间。位于二楼的两个房间,共计三十多平米,就是一家三口曾经的栖身之处。这个年代久远的房子,四周的墙皮已经脱落得不像样了,墙面发黑。同样没有厕所,没有浴室。为了解决洗澡问题,李健民在楼顶搭建了一个澡堂,还自制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但是没有太阳就洗不成了。

随着李健民和老伴儿年龄越来越大,住在这个老房子里的麻烦越来越多。2017年,眼看房子漏雨、开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三学街社区的帮助下,李健民一家搬进了公租房。

曾经一个月只能收入1000多元,如今安置回迁得4套房子

如今,西安市正在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房,将土地优先供应给保障房。为了解决保障房的资金问题,西安市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投资补助,使用部分土地出让金和住房公积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政府还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房建设。近五年来,全市竣工分配保障房13.5万套,共计1000多万平米。此外,政府还统购社会房源,长期租赁闲置房源,用于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

今天,西安市高新区创汇社区包下了一个剧院,举办回迁安置选房大会。正在抽签选房的人叫卫全劳,前天他已经选了2套房子,今天还要再抽2套房子。

卫全劳所在的羊村,是西安市区西南郊的一个城中村。几年前羊村等几个城中村开始拆迁改造,村民们被集中回迁到创汇社区。如今这里已是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还配套了幼儿园和中小学。虽然还没有领到新家的钥匙,但走在漂亮的小区里,卫全劳已经感受到了新生活的美好。

拆迁以前,卫全劳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做泥瓦工,一个月只能赚一千多块钱,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是村里的贫困户。村里拆迁后,卫全劳一家的生活立刻得到了改善。

西安市高新区创汇社区居民卫全劳:把我村的楼拆掉,一年给四万块钱,现在租的房子,一年租金差不多是六千块钱。

卫全劳一家正在憧憬着新家的模样,而在西安,很多和他一样的城中村里的中低收入者,已经过上了安居新生活。西安市自从2007年启动大规模城市改造以来,已经完成50余万人的回迁安置。

眼下,在西安市三环以内及沿线仍然还有“城中村”121个,大部分处于高楼的包围中。这里面有不少都是中低收入人群,安居乐业是他们最基础、最现实的需求。百姓的烦恼,也是政府的心头事。除了常规的建房回迁安置,西安市还推出了三种货币化安置的办法:一是将货币直接补偿给被征收人;二是政府征收土地后,购买商品住房安置被征收人;三是政府通过搭建平台,提供优惠房源供被征收人选购。眼下,西安共完成货币化安置11.04万套。

西安市城改办棚户区工作处负责人司显辉: 针对现有住房面积比较小的困难群众,在安置的时候按照套内建筑面积不少于40平米来安置,对他原有的面积采取产权调换,超出部分只收取建设成本。

住有所居 提升百姓获得感

在我国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设中,住房保障无疑是热度极高的一个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要落实十九大报告部署的这个任务,需要资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配套政策不断完善,形成一个对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保障体系。一砖一瓦筑起的不仅是为低收入人群遮风挡雨的房子,更将凝聚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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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贪官热衷奢侈品拿公款补缺口 仿冒一把手签名报销

山东省烟台市某区商务局副局长刘玲玲热衷于进口产品和奢侈品。然而,她的工资收入不高,就借钱消费;随着在欠债泥潭中越陷越深,刘玲玲最后打起了公款的主意——

为高消费,女贪官拿人生当赌注

资料图片

刘玲玲大学文化,十分珍惜本职岗位,经常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很快赢得上级的赏识和同事的认可。没过几年,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当上了山东省烟台市某区商务局副局长。

随着职务的一步步提升,她沉迷于高消费带来的快感。据了解,刘玲玲虽然只是一名区里的副局长,但消费意识却很超前,热衷于进口产品和奢侈品,经常一堆一堆地买。然而,她的工资收入并不高,也没有大款亲戚支持,高消费对她来说既是欣喜也是痛苦。每次高消费过后入不敷出,刘玲玲都痛恨不已,但她没有止步,而是加大了马力,借钱消费。随着在欠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四处借钱消费的刘玲玲最后打起了公款的主意,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仿冒单位“一把手”签名报销

2013年4月至8月,刘玲玲因为欠了一大笔外债,资金一时周转不开,便开始打起了单位经费的歪主意。因为,此时的她不仅是区商务局副局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区商务局报账员。据办案人员透露,刘玲玲升任副局长之前,一直负责单位的财务工作,是单位的报账员。她升任副局长之后,由于局里工作人员少,也没人有会计资格,所以,报账员一职还是由身为副局长的刘玲玲兼任。

据了解,刘玲玲所在的区人口较少,经费也很有限,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实行集中管理,会计结算工作都转到区会计结算中心,每个单位的报账员拿着会计凭证到会计结算中心报账。商务局在会计结算中心有专门的财政账户,资金的收入支出都需要走这个账,商务局日常办公、运转费用产生后,发票、单据由局长审核签名后,交给报账员整理并填写报支整理单,到会计结算中心先审核再报账。区会计结算中心工作人员打印付款单后,报账员拿着付款单去结算中心出纳处领取转账支票或者现金支票,而后再去支付给一些公司。

由于单位正常的报销都由刘玲玲到区会计结算中心承办。为了捞钱,她经常找朋友搜集一些加油票,海产品发票,招待费、咨询费之类的发票,然后在这些发票上伪造商务局局长的名字,将这些发票夹带在正常报销的单据中,一起到区会计结算中心去报销。

由于长期从事报账工作,刘玲玲对领导的签字非常熟悉。一有空,刘玲玲就练字,主要模仿领导签字。练了一段时间后,刘玲玲模仿得非常逼真。字虽是假的,但刘玲玲的副局长身份是真的,她拿着这些假单据去报销,区会计结算中心的工作人员分辨不出真假,全部按照刘玲玲提供的单据进行了报账。当然,这些报销来的公款都被她据为己有。

咨询费、公车维护费、酒店住宿费……直到刘玲玲案发,其原单位领导核对商务局在区会计结算中心的票据时才大吃一惊,没想到刘玲玲的胆子如此之大,冒充他签了那么多不知情的发票。到案后,经刘玲玲辨认,在区商务局2013年4月至6月、2013年7月、2013年8月的三本会计凭证中,共有15张发票是刘玲玲仿冒单位“一把手”签的名。

帮退休职工“藏”养老钱

从2004年开始,烟台市某区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使用IC卡管理,只能在当地刷卡使用,在外地居住的城镇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无法刷卡使用,必须去医疗保险事业处提取现金。每年的1月到3月份,烟台市某区医疗保险事业处工作人员会将各单位人员名单和领取金额做成表,交领导审批后给财务科,然后由出纳会计把钱发放给各单位。

烟台市某区塑料厂以前是军转地方企业,后来划归刘玲玲所在的区商务局管理。该厂以前的退休职工很多都在外地居住,每年都是由刘玲玲到区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处帮他们统一提取现金,再分别发放。

2007年至2011年,刘玲玲一直帮退休职工领取了5个年度的医疗保险金。按照要求,这些钱必须一一付给退了休的职工们。但看着这些职工的养老钱,缺钱的刘玲玲又动心了。每次取回来钱之后,刘玲玲不仅不发给职工,还悄悄地不发布信息。有些熟悉情况的职工找上门来要的时候,刘玲玲才告诉他们钱已取回来,便按照规定发给他们。而对于那些没有来领取的,刘玲玲都帮他们“藏”了起来。直到最后,刘玲玲将这5年取出来的没有人来领的医疗保险金全部用来还债和消费。

2010年,当地一家网具有限公司的5万元废旧设备款放在国有企业二轻公司。这家网具有限公司是二轻公司的下属企业,二轻公司隶属于商务局。2013年,二轻公司的财务人员林小玉面临退休。退休前,林小玉将二轻公司的账目和这笔5万元废旧设备款移交给刘玲玲。林小玉至今记得清清楚楚:1万元一捆,一共5捆。当时,林小玉除了给刘玲玲5万元现金,还给了她这笔5万元废旧设备款的账页,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张纸,记明了收废旧设备款多少钱,还有多少余额。刘玲玲收到账目和钱后,又是悄悄地把钱“藏”了起来。时间一长,领导把这笔钱忘了,而二轻公司也已经没有人了,这笔钱也就没人管没人问了。见状,刘玲玲不动声色地把这5万元钱拿去消费和还债了。如今,这笔废旧设备款的账页,也早已不知去向。

2013年,商务局外资科办理外资企业年检,按照以往工作惯例,每个企业都要收取一定的办理费用。这项费用虽然是外资科对外收取,但是具体收钱还是商务局财务人员负责。刘玲玲便利用自己报账员的身份,收钱存钱。最后,上交的时候,刘玲玲私自截留下一笔钱用于个人消费。她当时想:自己先用用,等有钱了再上交。但是,直到上交期限到了,囊中羞涩的刘玲玲也没能凑够钱上交。

将30万元公款挪走还债

2012年12月份,区商务局为当地一家毛纺有限公司争取了一笔25万元的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因为之前这家毛纺有限公司欠区商务局30多万元钱。在这笔钱拨付之前,商务局主要领导就跟这家毛纺公司的总经理商议,将其中的15万元尽快还给商务局。

当时,刘玲玲跟这家毛纺公司的会计一起去的区财政局领款,财政局出具了25万元的转账支票给了毛纺公司会计。回到毛纺公司后,会计给刘玲玲开了一张15万元的现金支票。因为到年底了,刘玲玲手里的正规收据已经用完,就给毛纺公司会计打了一个简单的收条,把15万元的现金支票拿走了。刘玲玲本该拿着现金支票去银行把现金取出来然后交给区会计结算中心,入到区商务局的账户上。可是,刘玲玲当时手头十分缺钱,就到银行把现金支票换成了一捆捆的钱,之后,就把取出来的15万元现金用于还债和消费了。直到2013年5月21日,刘玲玲四处筹款终于借到了15万元交给区会计结算中心,入到区商务局的账户上了。

2013年11月份的一天,局主要领导又找到了刘玲玲,让她去一家公司将剩下的30万元取回来。刘玲玲到了那家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后,总经理立即安排出纳会计到银行取30万元现金交给刘玲玲。不过,拿到钱的刘玲玲并没有把钱上交。此时的刘玲玲因为高消费,在外面又欠了不少债务。看着手里的30万元现金,有些急红了眼的刘玲玲便打起了歪主意:自己先拿来周转一下,局里领导问起来,先找个理由推托,等手头方便了再想办法还回去。就这样,胆量异常的刘玲玲将30万元公款全部挪走拿去还债了。

3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字。刘玲玲本想用几天就还回来,但是平时大手大脚的她早已被多项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无力偿还这么一笔巨款。后来,局领导多次找刘玲玲催要这30万元钱,债台高筑的刘玲玲只能口头答应,一拖再拖,一直没有还上。后来,局主要领导调走了,刘玲玲就没再和他联系,新来的领导不了解情况,刘玲玲就一瞒再瞒,一拖再拖。直到案发,刘玲玲也没有将这笔钱交上去。

经核查,刘玲玲共贪污公款38.3万余元,挪用公款17.7万余元,其中有15万元挪用后归还,据刘玲玲交代,她贪污挪用的41万余元的公款,大部分都已经用于消费和还债了。

前不久,烟台市某区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刘玲玲无视国法,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其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来源:检察日报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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